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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益之尚在”,蒋介石在抗战艰难时刻怀念故友 | 短史记
 
 
赤壁之败,曹孟德曾慨叹:“郭奉孝在.不使孤至此”。
 
1938年1月16日,迭经淞沪会战之败、南京陷落等打击的蒋介石,亦有极相似之心情,他在日记中写道:
 
“余自觉智能学识之欠缺,忍心耐力之不足,而又难得谋士铮友,为我筹策补过,以致遭此困厄也。如益之尚在,或能免于此战祸乎?”①
 
朱培德,字益之。自1929年出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,再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,至1937年2月突然去世,在中枢辅助蒋介石长达8年之久。
 
在1932年,蒋曾将自己身边幕僚,按“贤”、“才”等标准划分为若干层次,朱位居首位。蒋冯战争中,蒋请朱“留京震慑”,代行总司令之职;中原大战中,朱代蒋坐镇南京,擘画军队调配与后勤补给。如此种种,可见依赖之深。②
 
在抗日事宜上,蒋对朱也相当倚重。
 
1930年,朱在参谋本部元旦讲话中展望,希望“以后大家总应该集中注意到外患的防备上去了”。可惜的是,此后中央的整军措施,屡遭地方军阀抵制,乃至武力反抗,直至1936年6月,仍有两广军阀与日寇勾结“北上抗日”谋图军事颠覆南京政府之事。朱频繁奔走于各派系之间,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机会,如1932年促成宁、粤合作;西安事变后,又“几乎每日在夜半时间去蒋宅与蒋夫人、宋子文等密商营救的方法。”
 
“九一八”后,蒋曾就具体抗日方略询问朱。二人对话如下:
 
朱:对日不外准备战败与先和而徐图报仇两途。
蒋:固也。但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,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。余虽身败名裂,但后世自有功罪之定论。只要全国有希望,余亦自愿牺牲也。
朱:职甚千万公之此说。
蒋:虽然。余惟恐国民之精神散漫,先和以后,仍不能卧薪尝胆,则民族更形堕落,绝无复仇希望,余之牺牲,成为徒然。因此不能决耳。④
 
 
图:左:朱培德夫妇1920年合影;右:国军一级上将朱培德(1889-1937)
 
“准备战败与先和而徐图报仇两途”之言,可以窥见朱对抗日前景的估量。
 
故而,自其入主参谋本部后,即集合智力,秘密致力于中日态势、抗日策略及建军计划的研究;且统筹物力,秘密规划并构筑华北、华东抗日前线的国防工事及交通线路。此外,整训军队、组建德械师、聘请德国军事顾问等事宜,也由朱具体负责。⑤
 
限于资料,蒋日记所言——“如益之尚在,或能免于此战祸乎?”——其中的“免于此战祸”,究系指具体战事免于不利,抑或指中日暂免一战,很难判断。前者乃军事问题,后者乃外交问题。
 
不过,蒋同时期的日记,留有诸多自我反省,或可作为“如益之尚在”的注脚。
 
比如,1938年1月10日,蒋写道:
 
“优柔寡断,为余对国内政策之大病。戒之勉之。”
 
2月2日,蒋又写道:
 
“去年最大之失着,为美总统发表芝加哥演说召集九国会议时,不即退兵于苏嘉阵地,而于精疲力尽之际,反再增兵坚持,竟使一败涂地,无可收拾。若于此时自动撤退,则敌必至原有不驻兵区域嘉昆为止,而我实力得以保存,随时可予敌反击也。”⑥
 
这段反省,针对的是淞沪会战。战役期间,蒋因对政略(国际干预)抱有期望,而在国联会议期间,选择牺牲战略,但结果并未如愿。国军精锐伤亡惨重,而国际干预并无反馈。⑦对此种结局,蒋是极其痛心的。
 
“忍心耐力之不足”一项,蒋日记中也可见到一些具体表现。比如,2月18日,蒋写道:
 
“日来心境郁结,内忧甚于外患,且时起消极之念。”
 
次日,又自我勉励:
 
“余今日之抗敌救国,亦犹诸葛武侯之所言,成败利钝在所不计,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。”⑧
 
朱培德突然去世于1937年2月,不足半年后,抗战全面爆发。据媒体报道,在朱的葬礼上,“蒋凭棺痛哭失声”,挽联并有“来日大难,万端方待理,更谁共仔肩重负”之语。
 
因朱长期致力于抗战筹备工作,其突然去世曾引起蒋的怀疑,认为有可能是日本特务下毒暗害,故命戴笠密查真实死因。该调查虽无结果,但蒋的这种怀疑,却折射出朱培德之于抗战,实有不可磨灭的功勋。⑨
 
 
 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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